也已尽消，还以为他真心臣服于我了呢，怎么问他前途，他却只说‘向东’二字？他仍然不肯为我谋划么？”
张宾朝石勒一拱手，笑着说道：“臣为明公贺，明公已得裴郎之心矣！”
石勒一挑眉毛：“哦，何以见得？”
张宾说了：“人皆有欲，唯知其欲，然后可以得其心。臣之欲是什么？愿为张良、陈平，辅佐明君，做一番大事业，则明公气概恢弘、英武能断，自然便可使臣诚心辅佐。那么裴郎之欲又是什么呢？为救其姑母，只能使裴郎留下，却不能使裴郎真心为明公出谋建策，臣也一直在考虑，要怎样才能赢得裴郎之心。想不到始安王一把大火，却帮明公解决了这个难题……”
石勒似懂非懂：“请张先生再说得清楚明白一些。”
“听裴郎从前的言辞，颇不值晋室，但也不喜欢胡人，这般心理，大概只有归乡隐居一途吧。但他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，以身为读书人为荣，绝不愿中国的典章、圣人的言教毁于一旦。因此始安王焚宫烧书，才会使他如此愤怒。但等明公一说欲为中国人，欲保全和传承典章、言教，裴郎之心，自然便与明公相贴近了……”
“原来如此，”石勒不禁喜上眉梢，“这也多亏了张先生抢出那三车书来。”
张宾淡淡一笑道：“我只是因为喜欢读书，而非世家出身，家中藏书本来不多，故而那日途经石渠阁，才临时起意，拉了三车书出来而已……不想倒因此而能为明公收拢裴郎之心。这难道是天意在关照明公吗？因此臣才为明公贺啊！”
“既然如此，”石勒笑容突然间一敛，“裴郎又为何只说‘向东’二字呢？”
“这是臣的过错，”张宾略一俯首，“出征前臣与裴郎相谈过天下大势，因为只是随口而言，故此并未详细禀报明公。裴郎曾说，许昌四战之地，抑且历经兵燹，难以久据；向西去道路险狭，而且关中尚在晋人手中，巴蜀又为李氏窃据，轻易难得；北上不用提了，都城所在，哪里还有发展的余地呢？至于南下，此前明公谋据襄汉失利，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。因此只有东进一途……”
“那他为何不肯细说，只说什么西不可往，北不可归，南不能下，若不向东还能往哪里去？”
张宾笑道：“许昌不可久据，西、北、南之不可去，裴郎既已对臣说过，必然以为臣禀报了明公，故而不愿赘言——彼世家子，自然有些傲气。至于向东，如今王赞、苟晞拦路，都是晋将，他曾说‘降石不降汉’，不肯设谋与晋军交战，才刚归心明公，自然不便出尔反尔——假以时日，必肯明言。”
石勒闻言，不禁“哈哈”大笑：“世家子就是花花肠子多，我若没有张先生，哪里能领会他简单一句话中，便有那么多含义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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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宾向石勒侃侃而谈，貌似将裴该的心理摸了一个透。当然他也有所隐瞒，裴该曾说：“邯郸、襄国，赵之旧都也，依山凭险，是真正形胜之国，可择此二邑而都之。”这句重要的话，张宾就压根儿提都没有提。
为什么呢？一则裴该这一“设想”，恰与张宾暗合，他不愿把建言的功劳全都被裴该获取，而想留待合适的机会，自己向石勒提出这一重要建议；其次，如今大军尚在许昌，河北所在遥远，当地形势不明，也不是提议的好时机。否则若石勒问起来：你说去邯郸、襄国，那该怎么去啊？咱们先打谁后打谁啊？张宾又该如何作答？
当面之敌还有王赞、苟晞，此外王弥动向不明——此时还尚未抵达项关——很可能从侧翼威胁着石勒大军的东进之路，等到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开到河北，谁知道那会儿的形势是怎样的？即便张宾再如何老谋深算，他能算十步、二十步，那也算不到百步以外的棋局吧。
当日裴该也只亮远景，而不愿具体谋划，张宾又岂肯自揽麻烦上身呢？
然而，裴该之所以只说了“向东”二字，那还真不是如同张宾所想的，是不欲与晋军相敌对，所以不肯细说向东的步骤，以及最终要到哪里去，纯粹因为——他知道石勒最终是定都襄国，建基立业的，历史若沿着原本的轨迹走，他还能利用“先知先觉”，从中取事；若是因为自己多几句嘴，导致石勒的发展方向或途径变了样，那以后就彻底两眼一抹黑了呀！
所以啊，故作高深，只言片语可也——我说的话究竟是什么用意，你们自己脑补去吧。
至于张宾和石勒究竟是怎么脑补的，裴该就不在意了，他跟着张宾的部下从军伍中找到了那三车书籍，大致扫了一眼，多少有点儿失望。本来一听说“三车”书，感觉还挺多的，然而这年月没有什么八轮大卡，普通载货的马车一般也就能拉三五百斤东西，再加上张宾“抢”出来的全都是简册、牍版，那所能承载的字数就更加可怜——估计两百卷顶天了。裴该前一世光手机里存的电子书，论起字数来都要比这三车典籍多过好几倍去。
当然啦，这年月书籍的数量本来就不多，但根据史书记载，西晋洛阳城中的皇家藏书，总量大概在三万卷左右，经过“永嘉之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