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文官，俨然就是一个集体，只是在对抗皇权时是抱成一团，平时彼此是互相内斗不休，基本上没有消停的时候。
不过杨嗣昌和薛国观总体来说是一派的人，都是讲究实务，能做实事并且敢于任事的人。
哪怕是谤满天下，这两人也是不大在乎的。
他们这一派，与东林**才是生死大敌，一边是实干家，一边是嘴炮党，当然是天生的彼此不相容，一见面就咬。
不过此时杨嗣昌和薛国观也是在别苗头，皇帝对两人都很倚重，但此前杨嗣昌只是兵部尚书，并未入阁，威胁不大。
现在却是加东阁大学士，还管了两个部，尽管是不如薛国观的吏部，但由此观圣心，恐怕薛国观心里也就不那么稳当了。
更为关键的，还是在大政上的分歧。
国用不足，崇祯当然是十分着急，频频问计于下。
杨嗣昌在军务上还是十分来得，所任用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几个都是十分能干的人才，流贼现在几乎被全灭，就是这几人立的大功。
至于熊文灿，也是杨嗣昌举荐，虽然此人有贪财好货的名声，不过好歹是招安了张献忠和罗汝才，立的功劳可就算不小了。
如此这般，杨嗣昌自是春风得意，入阁为相，也是有崇祯酬其功劳的意思。
现在国用不足，杨嗣昌又从兵部专任到入阁为相，此人又是世家子弟，敢于任事，当然也就敢于献计。
薛国观听说，此人提议是再一次加派田赋。
国朝用度不足，根子是太祖设计的赋税制度先天有缺陷，田赋开始定的太低，而且一碗水端平，无视东南和西北的收成差距，这就是一大弊端。
当然，原因也是明朝的文官制度和吏员制度太烂，根本没有办法搞精细操作，只能一刀切。
商税收取不足，现在民间富裕到极处，朝廷却穷的当裤子，根子在哪里，也是不言自明。
此时到处烽火，国用肯定是不足了，皇帝也是窘迫万分，这个时候，谁能献上什么来钱的计谋，多半都会被采纳，更何况是日渐被信用的杨嗣昌提出！
此人也算是敢于任事了，要知道，当今掌天下文脉的是东林，而对加赋加税始终持反对态度，甚至是破口大骂的，也是东林一脉。
当然，东林最反对的是加商税和海税，江南一地，这些年来对海外贸易大为发展，人人都赚的盆满钵满，个个都肥的流油，除了对外贸易，还有开矿，办丝厂，大财东有万亩良田，百万身家的，实在都不是稀奇的事。
所以万历年间，皇帝派税监和矿监于江南各地，收矿税和商税，而由此引发的**和反弹，也是实在不小。
数万人罢市，打死矿税监的事，在万历年间有好多次记录，这其中，谁敢说没有东林党人的影子在其中？
一国之君，派出收税的部下被人鼓动打死，万历因为此事，好多次绝食抗议，明末时节，在这税上头的争执，也可以说是天下奇观了。
神宗死后到崇祯，东林用事，商税和矿税征收的事彻底宣告结束，原本一年还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，现在全告终结。
海上收入，尽归郑芝龙这样的投降招安的大海盗。
陆上商税，则尽数为民间豪绅分润，皇帝和朝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！
隆万大开海，除了带来通货膨胀，使得政府支出更加支拙外，居然一点好处也没给政府，这也算是天下最奇的奇事了。
相比于明政府的窘迫，同时期的西方却是君主自己投资，开海贸易，甚至是私掠所得，君主都要分一份子，反正要钱不要脸，而且欧洲国家可也没有儒学和东林党，这二百年下来，欧洲掠夺了大量的财富，归于王室和政府，民间当然也是好处多多，整个西欧，都是如烈火烹油一般，逐渐变的繁富无比，国力自也是蒸蒸日上，就算是小国，也是有本事组建水师，到明朝家门口来争胜逞雄了。
商税和海税断不能收，杨嗣昌虽是自视甚高，可也不会去捅这种马蜂窝。相比抱成一团的士大夫们，给老百姓的土地再加几厘银子的田赋，想来就容易的多了。
当然做这样的事还会遭骂，加税始终是被诟病的，不过相比较而言，已经算是最省事的办法。
大明有一亿多亩土地，每亩加几厘，就是数百万之多。
根据有人透露出来的消息，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年中，一定就会推行天下，加赋的名义就是练兵用的练饷，全天下加赋的额度是增加七百三十多万两白银，有这么一笔银子，朝廷用度就要轻松很多。
对崇祯来说，杨嗣昌这是勇于任事，可薛国观却是深知，国家大政绝不能这么搞法！
从万历年间，北方就是连连受灾，当时的人虽不知道小冰河时期带来的这种灾害，却也是深知，北方人民已经困苦不堪，绝不能再受摧折。
自崇祯即位，在崇祯四年时已经加过一次剿饷，而北方**的原因，却正是因为加派了辽饷，然后在天灾之后，朝廷不仅不赈济，反而在辽饷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