裴该不耐烦见韦忠，但仍然存有一丝好奇心，不知道落到这班田地，韦忠本人是什么想法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，因而便遣一部曲前去探问。韦子节听问，长叹一声：“唯求速死耳。”
他也没什么意愿去见裴该。固然各种骂贼而死的忠臣形象不时在其脑海中闪回，但仔细想想，却实在没什么理由、言辞，可以指摘裴该的。
自己本是晋人，附了胡了，倘若见面，裴该自能以此来大做文章。而裴该本来就是晋人，仕晋而战，天经地义，不违圣人之教，那我又拿什么话来斥责他呢？
骂他不识天时，不明顺逆？既为晋人，为晋尽忠，乃至死节，这正是儒家宣扬的忠义啊；关键晋在汉先，也不好说他从叛、附逆……骂他不念乃父之仇，仍旧忠诚于司马氏？则难道关龙逄之子必须背夏，比干之子必须背商么？焉有此理！反倒是伍子胥去父母之邦，为报父仇而引吴兵入郢，在儒家正统观念里，是应当受到鞭笞的。
所以韦忠表示，我没啥话可说，但求速死——如今这境遇，比死可还难受哪！
部曲报入，裴该就说，我不见他了——“可即枭首正法！”
话音才落，书记郭璞劝谏说：“不可，韦忠素有义名，杀之不祥。抑且其与尊先公有怨，人或以为明公因私恨而轻戮人……”
对于郭景纯前一句话，裴该完全嗤之以鼻——何所谓“义名”，救过一次上官就算“义”了？但于其后语，却也不禁略略沉吟，随即就问：“卿以为，将如何处置？”
郭璞拱手道：“今虽大破胡，所俘杀贼将不多，刘雅、卜抽尸已焦黑，难以辨识，实不便献捷洛阳。何不解韦忠入洛，交由天子正刑可也。”
裴该想了想，此言大是有理，便即首肯。随即提笔写下一行字来，命人书于布幔之上，张之囚车前，一路押送韦忠到洛阳去，但逢都邑，都不准绕行，要拿韦忠游街，顺便宣扬此战之胜。
那行字其实也简单，套用韦忠“弃典礼而附贼后”的话，写作“弃母邦而附胡后，泯天理而从奸行——河东韦忠”。本来“为虎作伥”是个很合适的词汇，只可惜这年月还没有……
处分了韦忠之后，即好言奖勉吕氏族人，要他们先在营中暂歇，自当有赏赐颁下。
所俘约两万胡卒，命各将前往甄选，可以挑一部分老实的充入裴军——主要选氐、羌善骑射者，数量不宜过多，总计在千人上下可也——其余氐、羌，都押去雍州北部和秦州西部，监视屯垦、放牧；大约五千左右屠各、匈奴，则解去矿山做苦役。
一直忙到黄昏时分，裴该这才召聚诸将，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最重要的就是：河东咱们进不进啊？
众将都道，自当趁胜直进，恢复河东，进而一口气杀到平阳去。郭默就说了：“今态势大好，胡军主力尽丧，安能御我？正好直捣贼巢，犁庭扫闾！倘若淹迟，使胡势复振，必将悔之莫及啊！”
只有才从河西返回的陶侃，对此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见解。陶侃说了：“如昔秦在长平败赵，白起坑杀赵卒数十万，邯郸城内，户户发丧，当其时也，人皆云赵亡旦夕。然而秦进围邯郸，却久不能下，反为平原君赴魏、楚求援，败退函谷。
“今日之势，与此仿佛，胡虽丧败，石虎见在晋阳，蘷安在上党，襄国虽遥，亦未必不发援救之师。而我与胡周旋月余，军资将蹙，安有余力大发兵以向平阳啊？若止遣孤师前往，则必为石虎等所败。羯奴、胡贼，素不和睦，若逼之急，必相呼应，不如稍释之，候其自乱，然后进兵，则非独河东、平阳可得，即并州亦有望收复。
“且刘粲虽败，尚有胡兵占据夏阳与夏、郃间山口，还须调兵往攻。当此时也，实不宜用重兵于河东——明公慎思。”
最终讨论的结果，是命陶侃去讨伐冯翊北部之胡，同时调派部分兵马分驻河东，控扼渡口，镇定蒲坂，再看情势、等机会，以便收复河东其余县邑。
那么如此重任，该派谁去为好呢？诸将纷纷请令，裴该正在犹豫，突然帐前得报：“甄将军有书信呈上大都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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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随在蒲坂城中，睡了一小觉，又跳起来在韦忠囚车前发了一顿火，就此疲累俱消，头脑略微清醒一些，他就琢磨着：糟糕了！
我急于追杀刘粲，乃至先抵河东；可是其后也不知道大都督会不会继续在河东扩大战果，且命谁为将统兵。老爷不在大都督帐前，发表不了意见啊，别我忙活半天，最终河东总帅的职务却被他人给生抢去了！
因此而搜肠刮肚，找了一大套理由，命司马写下书信——他自己如今也勉强识字了，但能读不能写——急送河西。
裴该展信一看，还写得挺长，归纳总结起来，主要有以下三层意思：
第一，甄随认为，我军疲惫，兼之粮秣不足，虽获大胜，短期内却不宜继续扩大战果。倘若大军直下河东，威胁平阳，恐怕石虎等会派发援军前来，如此又须一场大战，后勤供应，颇为棘手。
第二，必须在河东驻兵，